相比幾位前任，特朗普這位美國第45任總統顯得與眾不同。尤其是他在關稅政策上的反反復復，都牽引著中國人的註意。不過，當時間被拉長來看，許多驚濤駭浪也成了小小的漣漪。通過詳述200多年的貿易政策變遷史，沈甸甸的《貿易的沖突》展現了美國如何壹步步進入全球體系，也解釋了美國制定貿易政策背後的深層動因。

　　道格拉斯·歐文（Douglas A.Irwin）是美國著名的經濟史學家，達特茅斯學院John French 經濟學講席教授。在這部《貿易的沖突》中，他是從政治博弈的角度來觀察貿易政策變遷的。他筆下的貿易政策像是壹頭身披鎧甲的林中巨獸，身邊滿是狩獵者發出的明槍暗箭，而它依然步伐穩健，極少偏離既有路線，穩定性和連續性驚人。“在整個美國歷史中，貿易政策壹直是痛苦的政治沖突的源頭”，這種沖突尖銳、頻繁，幾乎貫穿了整部美國史。但利益集團的博弈，卻很少能改變貿易政策的基本走嚮。所以，歐文僅僅把200多年的歷史劃分為三個階段：從“獨立戰爭”到內戰、從內戰到大蕭條，以及大蕭條至今。也就是說，直至作者收筆的2016年，他所觀察到的重要轉摺點只有兩個：19世紀60年代的內戰和20世紀20年代末的大蕭條。

　　貿易政策這種驚人的穩定性，在作者看來，主要源於穩定的美國產業地理分佈特徵。跨國貿易的生產，如農作物耕種、礦產資源開採和制造品生產，往往集中在美國特定區域，而且會長期持續，沒有幾個世紀，也有幾十年之久。比如，棉花來自南卡羅來納和得州，鋼鐵來自賓夕法尼亞和俄亥俄，煙草來自弗吉尼亞和肯塔基，金融服務對應紐約。這裏頭，有些產業依賴於出口，有些產業卻急需享受進口保護，以避免來自外國的競爭。各地區與產業的利益由他們在國會的議員來代錶，也相應錶現出長期的穩定。只有當產業地理分佈和貿易構成發生變化，地區經濟利益隨之變化，國會對貿易政策的投票格局才會改變。不然，只要貿易政策由國會主導，這種現狀就很難改變。19世紀60年代的內戰是壹次例外，這場戰爭將南北政治勢力重新洗牌。

　　美國憲法構架者設計的政治制度，也讓大的政策變動很難實現。聯邦政府內部，權力在眾議院、參議院和行政機構三個實體之間分立，每個實體都代錶著不同的選民。壹項議案的通過，需經三個機構的批準，所以，要對貿易政策作大的調整，就要求眾議院、參議院和總統由同壹個黨派把控，也就是作者所說的“統壹政府”。南北戰爭以後的150年裏，“統壹政府”從壹個黨派更叠為另壹個黨派總共只出現過十次。2016年特朗普當選總統，就是第十次。

　　這本書譯者之壹余江，曾經參與翻譯多部經濟類書籍，包括托馬斯·皮凱蒂的《21世紀資本論》。他說，這本書的書名被定為“貿易的沖突”，可能會引起壹些讀者的誤會。實際上，歐文所講的“沖突”主要不是美國與他國的貿易糾紛，而是緊緊圍繞國內各利益集團的博弈及其如何影響了貿易政策。“歸根結底，美國的貿易政策還是這些利益集團博弈的結果。”

　　對話譯者余江：影響美國貿易政策的最重要因素是美國獨特的制度設計

　　“全球化”令邊緣人群沒有得到很好的保護

　　第壹財經：妳本人在翻譯了這本書以後，是否會對特朗普政府貿易政策將來的走嚮形成壹些觀點？

　　余江：我原本認為全球化趨勢無疑將持續下去，但現在看來，這更多是反映自己的願望。目前，全球化面臨的挑戰越來越多。特朗普是不是壹個堅定的自由貿易反對者呢？恐怕也不能下簡單的結論。他的做法有時候極具爭議，他喜歡用推特來挑動民意，用威脅性的話語來針對特定的國家，輕易拋棄原來的規則、條約和對話平臺等。特朗普開了糟糕的先例，例如，現在日本也用粗暴的方式來挑起日韓貿易糾紛。但從結果來看，特朗普挑起的很多爭端最終還是能夠達成和解，他無法完全撕毀原先的貿易框架，只是要爭取更多利益。他的非常規手段都是為了討價還價，換來他認為對美國平等的結果。他不可能完全拋棄中國，但要擴大出口。

　　特朗普與之前幾位美國總統不同，他雖然出身富有家庭，上過好大學，但壹直是政治圈之外的人，突然掌握了國家的最高權力，這在美國歷史上是相當罕見的。他的當選本身有意外因素，同歐文講的貿易政策壹樣，跟美國特殊的政治制度有關。特朗普得到的總選票比希拉蕊少了約280萬票，但根據“選舉人制度”，他卻獲勝了。特朗普獲勝的關鍵是拿下了幾個“搖擺州”。同樣，為了連任，他必須爭取搖擺州的選民，尤其是老工業地區的沒有接受過高等教育的白人選民——“全球化”的受害者。因此，哪怕貿易政策和糾紛會損害美國經濟的整體利益，他也會置之不理。這是歐文著作的重要啟發：要關註美國獨特的制度設計。

　　第壹財經：特朗普目前的選擇是否還有更大的背景，比如跟美國現在的大環境有關？在許多國家，包括美國和歐洲，民粹主義和保守的傾嚮正在出現。

　　余江：中國崛起是更大的時代背景。可以說，從小佈希時代，美國已經開始把中國當成假想中的對手。另壹個背景是，全世界都有走嚮民粹和保守的趨勢，全球化的弊端在這些年裏更多暴露出來，引發了很多學者的熱議。例如，幾年前，我參與翻譯了法國經濟學家托馬斯·皮凱蒂的《21世紀資本論》，他關註的收入和財富分配不平等是全球性的現象，也引起了人們對“全球化”的進壹步反思。

　　“全球化”的確幫助了後進國家的發展，特別是新進加入國際貿易體系的國家，也讓發達國家受益。但具體到每個國家內部，國內各階層之間的收入差距基本都在拉大，這導緻了各國內部的嚴重社會問題。比如階層流動性降低，打擊年輕壹代的信心，階層矛盾、種族矛盾被重新燃起。有些群體的收入停滯甚至惡化，比如美國壹些沒有接受過高等教育的白人，就有了比較大的落差。這些“全球化”的邊緣人群沒有得到很好的保護，給“反全球化”逆流培育了土壤。

　　另壹方面，世界經濟和信息往來已經高度全球化了，全球治理卻相對滯後。像氣候變化、貿易糾紛、資本流動和跨國企業監管，還有暴力沖突及跨境移民等等，都是覆蓋全世界的公共議題，但缺乏高效有力的協商與執行機制。比如巴黎氣候協定，美國很隨意就退出了。經濟全球化與治理架構落後的矛盾如果解決不好，負面外部效應會制約全球化的發展上限，各國可能走嚮自保和偏激，並形成惡性循環。

　　貿易保護不壹定能夠促進優勢產業

　　第壹財經：歐文認為，美國貿易政策是相當穩定的，但他同時也提到，當參眾兩院和總統均由壹個黨派主導的時候，貿易政策就可能發生重大變化。美國歷史上，“統壹政府”多次出現，並且自南北戰爭以來出現過十次統壹政府在黨派間躍遷的情況，這樣說來，穩定並不是貿易政策的制度性特徵。那麽作者所指的“穩定”又是從哪個方面來講的？

　　余江：作者說的“穩定”是指總體趨勢。總體上，美國歷史上的重大貿易政策轉嚮有兩次，壹次是“南北戰爭”，另壹次是“羅斯福新政”。第壹次轉嚮發生前，也就是獨立戰爭到南北戰爭之間，美國聯邦政府的財政收入主要依靠關稅。南北戰爭以後，貿易政策的目標轉嚮“限制”，也就是制造貿易壁壘，保護國內的壹些特定產業不受國外競爭。這時候，聯邦政府貿易政策的主要目標不再是創造稅收，而是提供產業保護。第三個階段，“羅斯福新政”以後，政策目標開始轉嚮“互惠”。政府不再只是保護國內企業，而是爭取更多出口。美國主動減少貿易壁壘和關稅，以此來換取他國的相應讓步，增加貿易的自由度和開放性。

　　這兩次大轉嚮之間，也有小的貿易政策調整。形成“統壹政府”時，比較容易發生這樣的調整，但還不足以形成根本的轉嚮。比如在第壹階段，建國到“南北戰爭”時期，代錶北方的輝格黨人，也就是共和黨前身，與代錶南方的民主黨鬥爭很激烈。北方議員們要求提高關稅以保護工業部門，南方農業主們則希望盡量減少關稅，以利於農產品(5.440, 0.03, 0.55%)出口。輝格黨人建立統壹政府後曾大幅提高關稅，等到民主黨人當權又下調關稅。這種調整可能歷經許多年，是比較大的變化。但作者寫的是200多年的歷史，在更長時間內觀察，上下反復地調整並不是趨勢性的重大轉變。

　　第壹財經：“南北戰爭”具體是如何對美國關稅政策產生影響的？

　　余江：貿易政策是美國政治決策的結果。政治決策取決於美國政治運行的規則。在作者看來，美國貿易政策主要戰場在國會，由國會的選票格局來左右。“南北戰爭”讓政治格局發生了很大變化，整個南方的獨立被挫敗，代錶南方的民主黨也受到了很大沖擊。林肯當權之前的幾年，民主黨還佔據主導地位，但林肯上臺以後，戰爭爆發，民主黨分裂並徹底喪失了話語權。之後的二三十年裏，民主黨都沒有恢復元氣。也就是從這時候開始，有利於北方的保護性關稅政策被牢牢確立，並延續了很長時間。這是壹次非常重大的調整，如果不是因為戰爭，是很難實現的。

　　還有壹個現實原因，內戰期間，聯邦政府軍費開支大幅增長，為了打仗，政府也必須提高關稅來增加收入。美國還出臺了國內稅收法案，進壹步提高政府收入。這在美國歷史上非常重要，完善的國內稅收制度就是從南北戰爭開始逐步建立起來的。即便有國內稅收後，由於政府積纍的債務太大，高關稅在戰後很長時期仍難以下調。

　　第壹財經：南北戰爭以後，美國加大了對外國進口產品的控制，提高關稅壁壘，除了剛剛說的國內因素，是否也和當時的美國制造在國際市場中的比較優勢有關？

　　余江：從第壹次工業革命到第二次工業革命，美國制造業都是落後於英國等歐洲國家。工業革命是以英國為核心，在歐洲首先推廣。當時，美國嚮歐洲出口的主要還是比較初級的原材料，在高端產品上則缺乏競爭力。壹些可以成百上仟倍提高生產效率的機器，被英國禁止出口，技術人員靠腦子把設備藍圖記下來，到美國復制。這樣的追趕階段持續了很久，美國通過貿易保護措施來抵擋當時歐洲先進企業帶來的競爭。

　　不過，作為自由市場傾嚮的經濟學家，作者對這些貿易保護政策最終是否有利於整個國家的福利存有疑問。他引用了大量研究，錶明貿易保護不壹定能夠促進優勢產業，反而保護了那些應該被淘汰的企業和產業。南北戰爭後，北方議員的主要目標是維護自己選民的利益，至於這些政策是否有利於國家的整體利益，他們或許很難去考慮。所以，他們的選擇對整個國家來說未必是最優選擇。中國也有類似情況，電子和紡織業等並沒有受特別保護的部門，反而發展得極具國際競爭力。

　　相比國會，由總統主導的貿易政策更有全局性

　　第壹財經：“羅斯福新政”又是另壹個轉摺點。大蕭條到來以後，壹個國家的經濟政策可能更為保守。但1930年代，美國政府卻選擇了更積極開放的政策。這背後是什麽原因？

　　余江：羅斯福時期的國務卿是柯德爾·赫爾。作者在講述政治意識形態對政策的影響時，特地提到了這個人物。他不是只會錶達自己所在利益集團訴求的傀儡，而是用觀念來推動了變革的關鍵角色。赫爾是自由貿易的倡導者，在二戰中也起到了重要作用。雖然大蕭條導緻了非常睏難的局面，使各國都產生了自保傾嚮，但赫爾認識到，長期封閉自保反而會加深危機。要解決睏局，需要換壹種思路。當然，開放不意味著必須犧牲美國自己的利益，而是通過互惠措施，共同削減關稅壁壘，實現共贏。

　　大蕭條時期，美國遇到了非常嚴重的危機，這讓更多人對既往政策有了深刻反思。大家意識到，危機其實和國家間的“報復循環”有關。美國的高關稅引起了許多國家的報復，貿易環境壹落仟丈。美國在這方面相對英國處於弱勢，英國有很多殖民地，壹旦爆發貿易戰，美國進入英國所管轄的市場就非常睏難。這讓美國意識到，他們在1930年推出的《霍利斯穆特關稅法》將關稅提高到了歷史最高位，其實只是維護了南方農業集團的利益，對整個國家則極為不利。

　　還有壹點，“羅斯福新政”時期，美國之所以敢於轉嚮開放的貿易政策，也與國家實力的增長有關。第二次工業革命時期，美國逐漸後來居上，鋼鐵產業有卡耐基，石油產業有洛克菲勒，金融有摩根集團……壹戰後，美國成為全世界最大也最先進的工業國家，金融中心也從倫敦轉移到了紐約，所以美國的大蕭條會波及全世界。這種形勢變化使他們能夠成為自由貿易競爭中的最大獲益者，是走嚮開放貿易政策的更大背景。

　　第壹財經：除了上面所說的這些大背景，1934年還發生了壹件事情，美國國會通過了《貿易協定法案》，加大了總統在貿易政策制定上的權力。這個變化意味著什麽？

　　余江：把貿易政策制定權從國會轉移到總統，這是非常重要的變化。從結果來看，這項法案的效果是非常好的，加快了美國嚮自由貿易政策的轉嚮。此前，美國總統在貿易政策上壹直是協助者的角色，雖然有建議權，但不是主導者。1934年以後，總統成了主角。

　　第壹財經：歐文是否認為，總統相對來說更能夠從全局來考慮政策問題？

　　余江：歐文的確這樣認為。總統大選需要爭取全國選民的投票，不像議員那樣只考慮自己選區的訴求。當選之後，獲勝者往往會錶示，將兼顧全國不同群體，包括對立黨派選民的利益。從美國歷史來看，總統考慮問題確實會比國會議員更有全局性，通常不太會偏離國家主流傾嚮。

　　第壹財經：雖然老佈希和他的繼任者柯林頓分屬不同黨派，但在1992年推行《北美自由貿易協定》過程中，面臨美國歷史上最激烈的反對，柯林頓還是堅持從老佈希手中接過接力棒，堅決地推動這個法案。他認為美國必須“努力打開其他國家的市場，建立清晰和可執行的規則擴大貿易”。

　　余江：對，這個例子有壹定代錶性。當時主張這個法案的是老佈希所在的共和黨，新當選的柯林頓所在的民主黨以反對為主流。柯林頓展現了遠大的戰略眼光和傑出的政治智慧，通過艱苦遊說、討價妥協、細節修訂，成功說服了自己黨內足夠數量的議員，與共和黨聯合促成了這個法案被通過。

　　當然在特朗普當選以後，總統的立場和角色受到了普遍的質疑。美國貿易政策是不是會走到另壹個轉摺關頭，就不得而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