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到中國和美國貿易摩擦的波及，2019年上半年，日本的貿易赤字達到8888億日元，接著2018年下半年已連續兩期赤字高懸。如果日韓經濟摩擦全面爆發，必將帶來更大的沖擊。

　　7月1日，日本經濟產業省宣佈，對韓國的三種半導體材料實施出口管制。公開的理由在於，這些材料具有軍民兩用性質，鑒於韓國企業在過往對北韓制裁中寬嚴不壹的不良記錄，材料有可能被轉移至北韓等第三國，進而損害日本的國家安全。與此同時，日本將韓國暫時移出最低貿易限制國家的“白名單”之外。韓國則針鋒相對，認為這壹責難缺乏“明確的證據和事實”，斷難接受。

　　壹時間，日韓關系急劇惡化，且矛盾有愈演愈烈之勢。雙方都指責對方政府和領導人煽動民意、利用輿論，借機凝聚人氣、轉移焦點。韓國政府對日方舉措錶示強烈不滿，認為其違反自由貿易原則和國際法準則。在宣示立場、雙邊交涉的同時，韓國已將其訴諸世界貿易組織等多邊層面。7月9日的世界貿易組織貨物貿易理事會中，韓國政府已經就日方出口限制措施問題，闡明本方立場，並已提請世界貿易組織在7月23~24日的總理事會會議中再次將該議題列入會議議題。此外，韓國政府不但嚮美國派出高官爭取支援，甚至提議聯合國安理會對此問題開展調查。

　　積怨已久，事出有因

　　盡管此次出口管制事出有因，但對其原因，日韓雙方的官方立場卻截然相反。韓方認為，這無非是日本在強制徵用賠償問題上未能如願，故而巧立名目，改頭換面對韓國實施制裁。而日方則始終強調，兩者之間並無關聯，出口管制從壹開始就不是對抗措施。

　　可以說，日本此次對韓國的出口管制鋪墊已久、醞釀多時。近壹個時期來，兩國關系持續走低，彼此的不滿情緒日漸淤積，終將爆發，只不過是以何種形式和名義而已。

　　2017年5月文在寅政府上任之後，日韓關系齟齬不斷。樸槿惠政府時期日韓兩國政府達成的慰安婦協議出現了重大的反復。2018年年底，韓國最高法院就強制徵用勞工嚮日本制鐵（原新日鐵住金）和三菱重工等日本企業作出賠償裁決，而日方則認為這與1965年的《日韓請求權協定》相違背。2018年12月，在能登半島，日本海上自衛隊遭到韓國海軍火控雷達照射，兩國各執壹詞。今年4月，世界貿易組織判定韓國禁止從日本福島等8縣進口水產品的行為並不違規，日本對此雖心有怨言，但勉強接受，引而不發。

　　如果用兩個關鍵詞來概括各自的關註焦點和核心訴求，在韓方為“尊嚴”，在日方則為“信任”。日方認為，韓國屢屢出爾反爾，缺乏對國際協議的尊重，因而難以對其給予足夠的“信任”。韓方則主張，這些問題關系到人格尊嚴、民族大義、國家威望，不應等閑視之。對於日方的出口管制措施，文在寅總統將其批判為“兩國關系發展歷史上的倒施逆行”，“是對半個世紀以來相互依存和共生關系不斷積纍的韓日經濟合作體系的破壞”，甚至將其提高到“妨礙韓國經濟增長”的高度。

　　在日韓兩國，“嫌韓”、“厭韓”與“反日”、“仇日”的情緒雖不是主流，但都始終揮之不去、難以根除。2019年是韓國爭取民族獨立的“三·壹運動”壹百周年，民族感情問題更是牽壹發而動全身。在這壹背景下，此次的出口管制及其後續發展固然是雙方顯示態度、宣泄不滿的壹種錶現，也確需謹慎行事。

　　沖擊初現，願景未蔔

　　在此之前，日韓關系惡化的經濟沖擊已經有所顯現，但隨著此次矛盾的激化，有可能面臨更大的不確定性。簡單舉壹個例子就很能說明問題。據日本政府觀光局的統計，2019年上半年韓國訪日遊客數量下降了3.8%，盡管絕對數仍達到386萬，但下降幅度不但遠遠高於中國臺灣地區和中國香港地區，更與中國內地（11.7%）、泰國（12.7%）、越南（30.3%）的迅猛上升勢頭形成了鮮明對比。

　　在韓國國內，近期已經出現了“抵制日貨”的風潮，優衣庫、無印良品、寶礦力水特、朝日啤酒等日用消費品的日本著名品牌均遭波及，大小超市的日本產品紛紛下架。根據7月18日發錶的輿論調查，韓國國內參加“抵制日貨”運動的受訪者已經達到54.6%，比前壹周又上升了6.6個百分點，而今後有參加意願的比例也已經上升到了66%。另據韓國蓋洛普的最新民調，當前“對日本持有好感”的韓國人僅為12%，為歷史最低，而“不持好感”的比例則高達77%。而在日本國內，類似的情緒同樣也在蔓延。《產經新聞》與富士新聞網（FNN）於7月14~15日聯合進行的輿論調查顯示，高達71%的受訪者“支援”日本政府的應對措施，“不支援”的僅為15%，不認為“韓國是壹個值得信賴的國家”的受訪者更是高達75%。

　　日韓經濟高度相互依賴，雖不平衡，但謂之“唇亡齒寒”並不為過。2018年，韓國對日本的貿易赤字為203億美元，而中間產品的赤字就達到151億美元，約佔整體的四分之三。據媒體報道，三星電子已通知國內的關聯企業增加日本產零部件的庫存，以提早應對日本可能進壹步擴大對韓國的出口限制。韓國企業要想真正“脫離日本的原材料、零部件和設備，實現進口的多元化，走上國產化的道路”，恐怕頗為艱難，相關錶述更多地錶現為壹種民族氣節和官方立場，在實際過程中代價高昂、成本巨大，在短期內幾無可能。

　　對日本經濟的影響也不可小覷。受到中國和美國貿易摩擦的波及，2019年上半年，日本的貿易赤字達到8888億日元，接著2018年下半年已連續兩期赤字高懸。如果日韓經濟摩擦全面爆發，必將帶來更大的沖擊。

　　在全球產業鏈和價值鏈深度融合的今天，這壹出口管制及其造成的外溢影響將不再僅僅局限在兩個國家、少數產品上，對蘋果、戴爾等別國企業，以及電子產品的全球供應鏈也將產生壹定的沖擊。特別是在當前全球貿易氣氛整體趨嚮保護主義的背景下，這壹突如其來的負面影響更顯突出。

　　值得指出的是，目前的出口管制尚未達到“貿易制裁”的級別。而即便是“貿易制裁”，從世界各國過往的歷史來看，除了工具性、器物性的目的之外，更多地帶有道德性、象徵性的目的，為的是展示對他國行為的不滿、抗議、懲戒等姿態。不消說“傷敵壹仟、自損八百”，就是“傷敵八百、自損壹仟”也往往在所不惜。從這個意義上，單純地談出口管制造成的經濟損失事實上意義不大，更何況目前這尚在雙方可以承受的範圍之內。

　　源於政治化，歸於政治化

　　鑒於前述的分析，此次出口禁令固然錶面上是貿易領域的摩擦，但實則是“貿易問題政治化”的又壹個鮮活案例。遺憾的是，貿易又壹次作為政治糾紛的“出氣口”和“替罪羊”。既然問題源於政治化，那麽其緩和也只能求諸政治化。類似的貿易摩擦不管如何劍拔弩張，終究要回到以外交手段解決的軌道上來，也終究只能通過最高領導層的政治決斷才能真正平息。單純官僚層面和技術領域的交涉和談判，無論是雙邊的還是多邊的，至多只能起到輔助的作用。

　　事實上，日韓雙方7月12日已經在位於東京霞關的日本經濟產業省進行過兩國事務級別的“說明會”，原定壹個小時的會議最終被延長到五個半小時，也無果而終。且會後雙方還為會議室的檔次和整潔程度、桌椅的擺放、該穿西服還是短袖襯衫等“待遇”和“禮節”問題爭執不下。

　　對於同在東亞的這兩個重要盟友，現任的美國政府與前幾任政府有所不同，似乎暫時也缺乏從中積極調和、斡旋的意願。對於美國而言，相比左右安撫或作為仲裁人判定錯在何方，更重要的是防止這壹經貿爭端進壹步螺旋上升乃至無限擴大，超出可控範圍，進而影響到自身在亞太的戰略利益。

　　不少評論認為，在北韓問題上，與美國和韓國的壹個個鎂光燈下的高調進展不同，安倍政府似乎相形見絀。在7月21日的參議院選舉之前，安倍政府刻意突出外交安保議題，或許有助於紓解選民對於“安倍經濟學”老生常談的“審美疲勞”。倘若如此，則這壹摩擦有望在選舉之後逐漸平息。但從目前態勢來看，雙方可能還需要壹定的時間紓解情緒。日本外務大臣與韓國駐日本大使最新見面時的“非常規”沖突即是明證。

　　有聲音認為，日韓關系已經到了1965年邦交正常化以來的最低谷。這或許又過於悲觀。應該看到，日韓關系具有“脆弱”與“堅韌”的雙重性。說其“脆弱”，源於其特殊的歷史關系、國民記憶和民族感情，任何壹個小的波動和挫摺都有可能掀起巨大的波瀾；說其“堅韌”，是因為這壹雙邊關系在過去半個多世紀中經歷跌宕起伏，也數次下滑乃至探底，但始終鬥而不破、怨而不斷，具有極強的“自愈力”。希望這種自我修復的能力和意願有助於兩國漸漸平心靜氣，正視分歧、化解矛盾，妥善處理爭端。無論是兩國所在的亞太地區，還是整個世界，近來在經貿領域可謂“壹波未平、壹波又起”。待激浪過去、風雨停歇，共同創造風平浪靜的區域和全球環境，符合兩個國家的根本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