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有政策拐點“晴雨錶”之稱的傑克遜霍爾全球央行年會試圖為當前的全球經濟迷局尋找出路。

　　今年年會的主題是貨幣政策的挑戰。在年會上，包括美聯儲主席鮑威爾、英國央行行長卡尼等央行負責人及特邀學者就全球經濟放緩背景下的政策制定和風險進行了深入的交流，而有關美元儲備地位的討論也引發了廣泛關註。

　　貿易影響貨幣政策制定

　　年初以來全球掀起的降息潮顯示各經濟體面臨巨大下行風險，貿易形勢惡化、通脹低迷和內需下滑等因素成為了央行貨幣政策轉嚮的催化劑。

　　鮑威爾在開幕演講中提到，美國經濟處於有利地位，但也面臨“重大風險”。自去年中期以來，全球增長願景壹直在惡化。貿易政策的不確定性似乎在全球經濟放緩以及美國制造業和資本支出疲弱中發揮了作用。現階段央行面臨的主要挑戰是如何在低增長、低通脹和低利率的環境中促進經濟持續繁榮。

　　貿易成為了美聯儲和各國央行政策選擇中無法回避的問題。鮑威爾稱，在解決典型宏觀經濟事態發展框架下的經濟問題上，美聯儲經驗豐富，但將貿易政策的不確定性納入這壹框架進行考慮則是新的挑戰，“這本不是美聯儲的職責。”任何影響就業願景和通貨膨脹的因素都會影響貨幣政策的立場，而這其中可能已經包含了貿易政策的不確定性。

　　多位美聯儲官員隨後也錶達了自己的擔憂。聖路易斯聯儲主席佈拉德（James Bullard）錶示，2008年以來全球經濟環境發生了許多重大變化，各國央行在金融危機前使用的工具已經不再適用，基準利率和迅速膨脹的資產負債錶也很難回到從前的水準。當各期限利率水準已經很低時，進壹步的降息對實際經濟活動幾乎沒有影響。達拉斯聯儲主席卡普蘭（Robert Kaplan）則認為，貿易政策成為了阻礙經濟增速的原因，而不是美國總統壹直抱怨的利率水準。貿易已經成為了經濟支點，而這可能是貨幣政策難以解決的難題。

　　寬松貨幣政策背後的財政赤字和公共債務風險也不容忽視，如果貨幣政策效果不佳，不斷擴展的債務可能成為點燃危機的導火線。受特朗普政府2017年減稅政策的影響，美國財政赤字已上升至國內生產總值（GDP）的4.5%。根據美國國會預算事務室（CBO）的最新預測，2020財年至2029財年，美國聯邦政府年均財政赤字將超過1萬億美元，總額將達到12.2萬億美元。日本央行和歐洲央行同樣面臨著財政赤字的問題，與美聯儲2%的聯邦基金利率相比，負利率環境下的政策空間正在越來越小。

　　美元或成不穩定因素

　　近幾十年來，美元的世界霸主地位壹直難以撼動。1944年，隨著各國簽署《佈雷頓森林協議》，美元直接與黃金掛鉤，並逐漸替代英鎊成為國際儲備貨幣；1971年，時任美國總統尼克森宣佈實行“新經濟政策”，美元停止兌換黃金，美元國際地位壹度遭遇沖擊。但憑借強大的綜合國力，美元依舊把持著最大儲備貨幣地位。

　　當美國與全球貨幣政策同步時，美元指數的錶現通常保持穩定。如今美國的經濟錶現依然比大多數國家要好，這反而推動了美元進壹步走高。對於依賴外貿的新興國家而言，本幣匯率的波動正在對經濟產生巨大影響。

　　英國央行行長卡尼（Mark Carney）認為，美元正在全球經濟中起到了不穩定的作用。在他看來，美國僅佔全球貿易總額的10%，經濟佔全球國內生產總值（GDP）的15%，然而用壹半以上的全球貿易由美元結算，並壟斷了三分之二的全球證券發行定價。“這造成了貨幣體系的扭曲，破壞了決策的有效性。”卡尼說道，“全球化加劇了溢出效應，而金融壹體化意味著危機可以迅速蔓延，美國貨幣政策對其他國家的影響比以往更大。”

　　參與了年會“貨幣政策對發達國家和新興市場經濟體的溢出效應”討論的馬裏蘭大學經濟學教授奧茲坎（Sebnem Kalemli Ozcan）錶示，在美聯儲貨幣政策影響下，開發中國家資本流嚮已經逐步脫離各國央行的控制，正在對金融體系造成嚴重沖擊。

　　在卡尼看來，全球央行應聯合起來創建多極化的儲備貨幣系統 ，打造類似Libra那樣的加密數字儲備貨幣以結束美元儲備貨幣地位，並將削弱美元溢出效應視作長期性目標。芬蘭央行行長、歐洲央行管委雷恩（Olli Rehn）也錶示贊同，認為在貨幣和銀行系統數字化的背景下，這是壹個值得思考的想法。

　　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經濟學教授、IMF前首席經濟學家奧佈斯特費爾德（Maurice Obstfeld）指出，過去當美國是全球經濟負責任的領導者時，各國都將貨幣體系的控制權交給了美聯儲，然而當美國的政策決定不再具有可預知性時，這種角色就會受到質疑。美聯儲前副主席費希爾（StanleyFischer）也認為，隨著宏觀環境逐步惡化，美國經濟問題的本質很大程度上是美國自己造成的。

　　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所長珀森（Adam Posen）則認為，人們依賴美元的根本因素仍然存在，各國以前曾嘗試使用合成籃子貨幣，但這並沒有真正起作用，“想要擺脫美元的絕對主導地位的願望是可以理解的，但還有很長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