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非西方和中國的生產率顯著提高，或者印度和非洲那幾個最大的經濟體能持續加速增長，否則這十年的GDP增長很可能會低於前十幾年。

　　在新的十年開始之初，許多評論員都不出所料地將註意力聚焦在全球經濟的健康程度上。而除非西方和中國的生產率顯著提高，或者印度和非洲那幾個最大的經濟體能持續加速增長，否則這十年的GDP增長很可能會低於前十幾年。

　　在獲得2019年第四季度最終數據之前我們無從計算2010~2019這十年的全球GDP增長。即便如此，該增長率依然會在每年3.5%左右，與2000年代的增長率相似，且高於1980和1990年代的3.3%。在過去二十年中這種略微強勢的錶現幾乎完全歸功於中國，而印度所扮演的角色則有所擴大。

　　而這十年間3.5%的年均增長率也意味著許多國家未能發揮其潛力。根據兩個主要增長驅動因素——勞動力規模和生產率——來判斷，全球GDP原則上可以實現4%以上的增長。實際上2010年代本可能是本世紀上半葉增長最為強勁的十年，但事實並非如此。歐盟經歷了令人失望的疲軟時期，而巴西和俄羅斯的經濟增速均遠低於前十年。

　　同時未來幾十年的願景並不樂觀。中國的勞動力增長現已達到頂峰，日本、德國、義大利和其他主要國家的人口正不斷老齡化和減少。誠然壹些過去十幾年中錶現不佳的國家和地區如今有望實現趕超，但這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能否實現若幹積極發展。

　　比如根據歐盟的人口統計狀況，生產率需要大幅拉升才能提振GDP增長。許多國家（或許包括德國）採取的更多擴張性財政政策可能會令今年（甚至2021年）產生暫時性的加速，但是很難看到在此之後如何能夠持續維持刺激性擴張。歐洲人可以大談特談“結構改革”，然而如果缺乏有效的生產率提升措施，歐盟的增長潛力仍將繼續下降。

　　至於巴西和俄羅斯，如果兩國都錶現出與過去十年同樣疲軟的增長，那必將令人大失所望。但倘若要使生產率增長從每年約1%增加到3.5%~4%可能還需要另壹輪商品價格上漲。考慮到兩國都傾嚮於在大宗商品價格飛漲時回避改革（這是“大宗商品詛咒”的典型癥狀），因此很難猜測這兩個國家能否在十年內發揮潛力（如果非要打個賭的話，巴西的機會要比俄羅斯大得多）。

　　在中國方面，出於人口統計學上的現實， GDP增長趨勢的進壹步下降似乎很有可能。當我在本世紀初對金磚四國（巴西、俄羅斯、印度和中國）進行早期評估時，很明顯認識到2010年代末中國將感受到勞動力峰值對經濟的增長抑制作用。因此我估計其在2020年代的實際（排除通脹因素後）年均GDP增長率約為4.5%~5.5%，而要實現超過該範圍的增長則必須大幅提高生產率。鑒於中國在技術上大力投資以及更多嚮國內消費轉移，生產率肯定能有所提高。但這是否足以克服中國身上的其他眾所周知的挑戰還有待觀察。

　　就英國而言，這十年或許可以實現更強勁增長，但也可能放緩，具體取決於英國如何應對脫歐及其後果。無論如何，該國對全球GDP的影響可能較小。

　　然後是美國，其年增長潛力似乎剛剛超過2%。而如果沒有更多的財政刺激措施以及超寬松貨幣政策的無限期延續，很難看到美國將如何超越這壹水準。同時距美國上次經歷衰退已有十多年了。如果在未來的幾個月或幾年內再來壹次衰退，美國在2020年代兌現其增長潛力的機會就更少了。

　　最後但也同樣重要的則是那些具有巨大增長潛力的較小型經濟體。盡管印度尼西亞（可能還有墨西哥和土耳其）等國家在全球GDP評估方面變得越來越重要，但真正有望在2020年代及以後產生最大影響的國家則是印度，因為該國的人口結構至少能在未來十年內保持在經濟最佳狀態。

　　如果印度政府能採用適當的促增長改革組合，則8%~10%的年增長率很容易實現。同時由於印度已經接近成為世界第五大經濟體，因此它將對全球GDP增長產生重大影響。當然問題在於無跡象錶明現任政府將進行積極改革，還反過來發動了壹場削弱國家的新文化戰爭。

　　最後是非洲。就目前而言，沒有任何壹個非洲經濟足以影響全球GDP。然而作為壹個整體地區非洲的GDP接近印度，意味著如果非洲各主要經濟體能夠實現強勁增長，其影響將會更加廣泛。非洲的崛起對我來說既是可取的又是無可避免的。而非洲大陸能否推動全球GDP增長則是未來十年的關鍵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