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基數和宏觀經濟影響，近年來我國存款增長放緩，但存款不會憑空消失。住戶通過購買住房和商品轉化為企業存款，通過購買金融理財產品轉化為企業存款或非銀行金融機構存款。即便如此，也要看到住戶存款增長放緩不利於消費升級，同時因為住戶存款增長放緩導緻家庭杠桿上升，可能引發樓市脆弱性問題，值得高度警惕。

　　存款哪裏也沒去，都在銀行體系流轉。存款增長放緩受到基數和宏觀經濟的影響，但存款不會憑空消失。截至2018年6月末，我國人民幣各項存款余額同比增長8.4%，創下近40年新低。按照2018年7月末余額數據測算，全國人均存款余額不足5萬元。但這主要受到基數作用以及宏觀經濟錶現的雙重影響。過去10年我國貨幣總量較快增長，導緻存款基數也同嚮同步上升。隨著貨幣政策回歸穩健，貨幣擴張步伐放緩，加上基數龐大，存款增長放緩符合壹般經濟規律。2008年以來，我國經濟增長中樞回落，居民收入增長也相應放緩，住戶存款也自然會同步放慢。但存款不會憑空消失。住戶購買新建商品房、消費產品與服務時，則轉化為企業存款；住戶購買中古屋時，從壹個住戶存款戶嚮另壹個住戶存款戶轉移，住戶存款余額保持不變；住戶購買金融理財產品時，首先必須轉化為非銀行金融機構存款，而後再嚮企業存款轉化。無論怎樣交易，包括住戶存款在內的各種形式存款都不會憑空消失，只是轉化成不同的形式，有的還在中間過渡戶保留。所以存款其實哪裏也沒有去，都在銀行體系流轉。

　　存款增長放緩對宏觀經濟的影響不容忽視。根據發展經濟學經典的哈羅德-多馬模型，提高儲蓄率將促進經濟增長。我國改革開放以來，儲蓄率保持在較高水準，成為支援投資擴張的重要支撐。國民經濟恆等式，即儲蓄與投資之差等於國際收支，儲蓄率下降往往意味著國際收支逆差可能性上升。當然儲蓄並不等同於存款，存款是儲蓄的壹個重要組成部分。這些年我國住戶存款增長明顯放緩，由此引發的沖擊和影響需要高度關註。壹是不利於消費需求擴張。近年來，我國消費增長有所放緩。7月份，全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增長8.8%，較上年同期下降1.6個百分點。而存款增長放緩，往往意味著消費者可支配收入相對收縮，不利於消費需求擴張。二是不利於國際收支穩定。存款雖然不能完全替代儲蓄，但與儲蓄趨勢保持壹緻。隨著存款增長放緩，儲蓄減去投資將會收窄，甚至還會出現負數，錶現為國際收支逆差，這將對人民幣匯率的穩定性產生重要的基礎性影響。三是不利於房地產市場穩健運行。存款增長放緩反映出住房部門杠桿上升。過去幾年居民購房熱情高漲，與存款增長放緩趨勢保持壹緻，同時也推升了住戶部門杠桿率。在房價高位運行條件下，維持高房價意味著需要更多存款轉化的支援，同時也可能要承受部分投資投機需求將收益轉化的壓力，兩者都不支援房地產保持穩健運行。四是不利於企業融資成本下降。存款增長放緩，必然導緻銀行體系吸收資金成本擡升，進而難以推動企業實際融資成本下降。

　　存款增長放緩實際上也間接反映出負債驅動經濟增長模式的終結。不難發現，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各國主要採用寬松貨幣修復資產負債錶，緩和經濟增長放緩和下行壓力，但與此同時助長了資產價格泡沫，增加了經濟金融運行的脆弱性。當前由美國加息引發多個新興經濟體國家的匯率劇烈波動和資本外逃，某種程度標誌著全球寬松貨幣環境的終結，過去全球極低的利率環境可能已經成為歷史。而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傳導，主要是通過負債驅動，即通過全社會負債端的快速膨脹，來增加資產購買，中和資產價格下跌和交易不便的風險，從而對資產負債錶進行修復。但要看到，資產購買要受制於社會終端需求擴張，持續滾動負債勢必導緻資產收益率下降，這使得債務驅動經濟的增長鏈條過度繃緊，高杠桿存在脆弱性。從社會公眾對銀行體系的債權債務分析，社會公眾對銀行體系的債權已經反映為龐大的廣義貨幣供應量。而社會公眾對銀行體系的債務則為銀行體系擁有的各種金融資產。在寬松環境下釋放的貨幣供應量反映為社會公眾對銀行體系持有的債權，這些債權具有剛性，不會憑空消失。但在負債驅動下的資產收益出現下降，甚至賬面出現虧損，導緻社會公眾對銀行體系的債務與債權相比存在缺口，且缺口在逐漸擴大，制約了社會公眾對銀行體系債權的擴張，在實踐中就錶現為存款增長放緩。

　　當前實體經濟融資難和融資貴與存款增長放緩存在壹定因果關系。存款增長放緩，客觀上要求金融資產收益率緩慢提升，來中和流動性和成本管理的雙重風險。因此，實體經濟融資難，主要是符合金融體系資產收益率條件的資產形成較難；融資貴則是經過風險調整的融資成本相對較貴。雖然存款增長放緩和宏觀經濟增長中樞下移是金融體系必須面對的經營環境，但並不意味著金融機構只能被動管理，而不發揮主觀經營的能動性。社會風險整體偏好回落是經濟轉型期產物，但同時經濟轉型孕育了巨大的機會，關鍵是金融機構能夠敏銳地捕捉這些機會，積極佈局，實現實體經濟和金融發展的外匯開戶雙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