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各國幾乎以經濟“停擺”的方式應對這場百年壹遇的重大災難。從目前的情況看，除中國之外，世界主要“重災區”國家似乎還沒有見到疫情拐點，全球來看，經濟何時結束“暫停”狀態以恢復正常的生產、生活秩序，仍需等待。

　　新冠肺炎疫情對經濟的沖擊，令原本就充滿不確定的市場預期更顯悲觀。關於世界經濟的願景，市場普遍預計沖擊造成的衰退程度將超過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成為二戰之後最嚴重的經濟下滑。最悲觀的預測是全球經濟將陷入類似於上世紀1930年代的衰退和大蕭條，如哈佛大學博士、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終身教授金刻羽女士就認為，2020年我們面臨的有可能是經濟大蕭條（Depression），而不只是短暫的衰退，其嚴重程度將可能是2008年的10倍；國際著名評級機構標普認為2020年全球經濟恐現零增長，可能成為1929年以來最嚴重的金融低迷。這是嚴重的警示性預言。

　　全球經濟何去何從？依筆者觀察，結合此次災難發生的背景、特點、各國經濟稟賦狀況以及所採取的應對性行動，筆者認為，2020年世界經濟的衰退雖無可避免，並且睏難程度將超過2008年，但當不會滑嚮1929年的程度，不會嚴重到整個1930年代那樣長達數年的大蕭條，因各國具體情況不同，尤其不會出現類似於1930年代全球普遍性的整體蕭條；並且如果應對得當，其對金融和經濟體系的破壞程度，甚至可以控制在與2008年相當、乃至低於2008年的水準。

　　我們先簡要對比壹下經濟數據。與2008年危機基本局限於金融領域不同，此次由突發新冠肺炎疫情帶來的是對經濟、社會系統性的災難沖擊，無數的人員傷亡以及經濟的下滑，使得此次災難的社會危害程度超過2008年，但終究還不是1929-1933年那場資本主義的全面與深刻的經濟與制度性系統危機。

　　以下是壹組簡要的數據：1929-1933年間，世界主要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美、德、英、法、日工業生產分別下降了46.2%、40.6%、28.4%、16.5%和8.4%，外貿分別縮減70%、69.1%、50%、48%、50%。以當時新晉的全球最大、最發達的美國經濟作為具體的例子，1929年到1933年這三年中，美國經濟連續出現了14個季度的經濟負增長，纍計負增長為-68.56%，國民生產總值從2036億美元降為1415億美元，降幅高達30%。全美至少13萬家企業倒閉，汽車工業下降95%，超過5000家銀行破產，破產銀行佔全部銀行的49%，1933當年全美失業率更是達到了25%，意味著每四個人中就有壹人失業。與危機相伴的，是貨幣的稀缺，工作機會的稀缺，收入的持續下降，大量民眾掙紮在生死線上。而危機帶來的全球性結果，在美國催升了以全面經濟剌激為特徵的“羅斯福新政”，在德、日、意導緻了納粹軍國主義者上臺以及全面的對外軍事擴張，最終引爆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筆者認為，2020年以新冠肺炎疫情沖擊帶來的經濟社會危機，不緻於導至如此嚴重的程度和結果，這壹判斷基於以下的幾個基本事實：

　　首先，是危機發生的背景不同，而背景決定了危機的性質。1930年代危機是資本主義最嚴重的壹次全面性的經濟危機、政治危機、社會危機與制度危機，其原因可以從內外兩個方面探尋。在內部，是資本主義各國存在嚴重的財富不均，資本家與勞工之間剝削與反剝削、壓榨與反壓榨的矛盾尖銳對立，絕對貧窮佔據低收入者的主流，革命思潮與烈火在資本主義國家內部普遍醞釀；在外部，壹戰的非正義性質與其後“分贓不均”的結果奠定了不公平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德、意等戰敗國被壓制的國家利益正當訴求得不到回應，導緻其國內普遍存在著民族主義的敵對情緒，國家集團之間的矛盾同樣尖銳對立。這些復雜、深刻的矛盾使得經濟危機很快蔓延成為嚴重的社會危機，進壹步激化與加重了經濟層面的危機。對比而言，2020年危機主要由突發新冠肺炎疫情帶來，盡管各國尤其是歐、美發達經濟體原本存在著經濟社會矛盾，如經濟增長放緩、收入分配與貧富差距擴大、老齡化、資本市場泡沫與結構矛盾，但系統性、制度性的矛盾問題並不像1930年代那樣突出。

　　而且，在新的歷史時期，人類的利益協同度與國際分工大幅融合了，盡管國家之間的利益博弈壹直存在，在這次危機中，全人類面臨“新冠肺炎”這個共同的敵人，這使得在此次危機應對中，各國具有壹緻性的利益訴求，這與1930年代國家之間深重的矛盾無法調和而只能各自為戰應對危機相比，也有著巨大的不同。

　　其次是經濟發展程度與制度環境有著巨大的不同。1930年代的經濟危機發生在資本主義發展階段的初、中期，當時的科技水準、各國間的物質與財富積纍儲備不足，應對危機的財力、物力以及技術手段與當今相比存在巨大差距。在制度層面，當時普遍性的社會保障與救濟制度尚未建立，這使得企業破產與勞工失業之後無法得到及時的保障和生活救助，經濟沖擊立即轉化為人們的生存危機，風險迅速暴露，引發社會動蕩，造成社會秩序的巨大破壞，動蕩又使得危機進壹步蔓延和持續。而在當前疫情沖擊造成的社會沖擊中，由於基本社會保障制度的存在，以及物質財富與技術手段的豐盈，人們應對危機的能力大幅提高了，可以更好地防止危機擴大、蔓延與持續的程度。

　　三是在重大危機應對方面，人類在理論與實踐兩個方面都有相當的進步，積纍了豐富的經驗，這使得各國在危機來臨時能夠制定正確的政策措施，有效對沖和控制風險。1930年代危機發生之後，由於存在政策方面的嚴重失誤，客觀上加重了危機的擴散、蔓延與長時間的持續。當時人們並不懂得政策應當逆經濟周期而為的道理，最典型的是貨幣政策的收縮，出於天然的本能反應，危機發生之後各國政府無壹例外地採取緊縮政策，收回資金，緊縮導緻流動性緊張，引發資金擠兌，導緻了金融恐慌，繼而擴大成為社會恐慌；恐慌更進壹步促使人們囤積現金，形成價值鏈與資金流動的負反饋與負循環，正是這種倒行逆施的錯誤政策，加重了經濟衰退，造成了長期的經濟蕭條。反觀今日世界，危機發生之後各國迅速調整政策，採取嚮市場施放流動性、擴大財政支出、減稅、延長企業與個人債務與現金流支付期限等等方式，對市場主體進行及時救助，這些正確的政策措施，對舒緩市場主體壓力、安撫市場情緒、保持流動性循環與周轉暢通等等，發揮了積極作用。

　　最後，此次危機與1930年代相比還有壹個重大的不同是國際力量方面的消長性變化。中國對疫情的控制對其他國家作出了示範，中國目前已進入全面復工復產的階段，也正在對其他國家抗疫提供力所能及的幫助。建立在全產業鏈工業生產體系基礎之上的中國經濟的復工與復產，有望對全球經濟穩定與復蘇貢獻更大的力量。

　　目前在西方，疫情發展以及圍繞疫情的矛盾鬥爭與復雜局面還在延續，但疫情被最終控制的願景可以預期。而在疫情被控制、災難平復之後，世界經濟矛盾焦點除了回歸至各自的“基本面”之外，還將會面臨壹個如何解決政策“後遺癥”的新問題——各國在非常時期推出的剌激政策與貨幣的流動性註水，將會伴隨赤字率提升與債務擴張、通脹壓力加大等問題，同時，圍繞內部問題解決與力量變化，國家之間政策拓展中也將可能出現成本轉嫁等方面的博弈問題，導緻國際間的經濟政治矛盾深化與加劇，也將使得國家間的博弈更趨復雜。